朱清时委员：这是中国科研最致命的事，也是钱学森说的中国没有拔尖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丁伟岳委员：没有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一天到晚去钻营，你还想世界一流？不入流了！
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一名科学家如果想申请“攻关”某项国家级课题，首先要做的很可能是拎着礼物，踏上进京的道路，先去“公关”。
过去，人们常将地方官员到中央部委争取项目和资金称为“跑部钱进”。如今，这个办法同样适用于学术界。用澳门赌场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张伟平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科技界潜规则。“只要搞好关系就行了，我们许多的官员就吃这一套。”张伟平说。
看不惯送礼、公关之风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全国政协委员戚发轫院士，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社会调查，在一线的科研人员，能够真正用在科研攻关上的时间是多少？”
不会走后门，就屡遭闷棍
自2007年回国执教以后，著名的神经科学家饶毅教授一共申请了3个科研项目，其中两个半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评审组的间接反馈是：谁让饶毅不联系我们、不尊重我们？
这种“尊重”，与饶毅理解的“尊重”有本质区别。在他看来，不联系才是尊重。如果评审者和被评审者事先联系、事后一道吃饭，明显不符合国际惯例。
这位“海归”科学家只能在个人博客上总结：回国后的经历表明，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有后台的，尽管科学记录并不很好，却也不难得到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丁伟岳院士是一位著名数学家，时常受邀参与一些科研项目的评审。有时，在他还不知道自己入选评审组的时候，就已有申请者托人带话给他，希望得到照顾。
“他们‘跑部钱进’嘛，整天在部里头跑，探听到了评审组的名单。”丁伟岳说，“你只要不公布这个名单，这些事情可以杜绝。为什么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连这点秘密都保不住呢？”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亦有类似的经历：“我也不知道被评审者怎么就能在评审前，找到评委的联系方式，并飞到我这里特地来拉感情，送东西。”
最让这位委员不能接受的是，这些不速之客常常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塞满了钱。
这位评委后来被训练得很“警觉”。只要人家递上纸袋，他也不顾礼貌与否，立刻打开纸袋查看，如果发现有钱，当场返还。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邢新会说，有人这么做了，其他人就会感受到压力；当大家都这么做时，谁要是独善其身，申请项目的危险就会加大。
每到过年过节，是公关活动的旺季。邢新会说，很多人打着拜年的名义去“走访”一些国家重要科研计划比如“973计划”的评审专家，一些单位的领导不惜亲自挂帅。
“一个学校能够申请到重大项目的话，对学校的地位的提升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了政绩他会帮你去跑，拉关系，施加影响。”丁伟岳院士解释。
科学家成了“老板” 官员成了首席科学家
澳门赌场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委员很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名气，没有钱，有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今天，让他感觉不舒服的是，最近这二三十年，这个价值观颠倒了。现在搞科研的人，钱已经变成目的。研究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已无关紧要。
“科研经费不再是为科研服务的东西，而是变成目标本身。”朱清时委员说。他说，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加强了对学术界的量化考核，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费指标。钱越多表示成果越大，衡量成就大小“不是看你做出什么，而是看你拿了多少钱”。
很多单位也把科研经费多少当作评价标准。朱清时委员说，哪个单位接受评估，总是要强调自己有多么雄厚的科研经费。在个人职称评审中，科研经费多少也成为一个衡量标准。
为了获得经费，人们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在评审过程和人际关系上运作。
朱清时委员惋惜地说，他认识的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回国后都变成了“老板”。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开会、申请经费、应付评审，反而没有时间做最应该做的科研。
“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斗志，搅到与钱有关的各种事情中。可悲就在这里，他们忘了自己是做什么的。”朱清时委员说，“搞科研就应该牢牢记住，把研究做得最好，把内涵做到最佳，需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钱太多了有时会起负面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官员门路多，“公关”能力强，因此很容易取得重要项目，甚至成为“牵头”的“首席科学家”。
丁伟岳告诉记者，有一年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就引起了争议，“很多人都对结果不能理解”，觉得难以服众。在这一年，“杰青基金”的获得者中不少是大学校长。
戚发轫院士注意到，如今很多科技奖励的获奖人都是官员。“我们当年，年轻人得奖，领导普遍都不参加，现在，领导都排在前面了。”
向“钱”看，你还想世界一流？
澳门赌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的一个做法，让很多同行称道。在他领导的研究所，不鼓励经费过多。有人要申请经费，先向他报告，由他来判断，只有确实需要，才会提出申请。
“他代表国内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意识。做研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深度和能力。”朱清时委员说。
澳门赌场院士、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王志新委员告诉记者，国际学术界是有规范的，当一个题目申请到足够的科研经费后，再以此去申请第二笔经费，往往会被拒绝。而申请和评审过程中，无论是评委还是申请人，都有严格的规避原则。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邢新会委员专门反映了人情项目的问题：“近年来，在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评审中，动辄找人，更有甚者科研单位领导牵头集体找人、重关系轻水平、‘政治挂帅’的不健康风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严重影响着科研项目评审的公平性，抑制了科研创新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是中国科研最致命的一件事情。也是钱学森先生说的中国没有拔尖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朱清时委员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丁伟岳院士痛心地说：“我们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好，钱越来越多，各种基金项目越来越多，大家向‘钱’看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风气问题。这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绝对不利，以后没有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一天到晚想去钻营，你还想世界一流？不入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