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这一观点一经抛出,就迅速成了时评家的靶子。
在整个舆论追讨大学行政化的语境下,纪校长的言论确实显得逆耳,况且作为在任的“副部级”大学校长,这也难免给人“本位意识”的猜忌。教育作为社会文明的灯塔,本应有超然世外的情怀,其高低贵贱更不该仰仗于权力和行政级别。从这点讲,我也不赞同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
我在设想,当所有的大学都取消了行政级别,纪校长也不再有“副部级”的乌纱帽,而整个社会依然浸淫在“官本位”的文化中,大学会怎么样?正在致力于试验“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深有感触: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就难拥有相应的话语权,找政府办事没人理会,甚至连接受宴请的时候也找不到座次。
更重要的是,在“官本位”的魅影里,人、财、物等等公共资源都垄断在政府的手中,级别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对资源的分配权也越大。一个在行政序列里找不到“序号”的大学,在权力面前也就难免变得弱势甚至低贱。如此看来,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实为洞明之语。
当然,让学术远离官场,让教育回归本位,这原本是所有大学应该始终守护的灵魂。甚至有人举出哈佛、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例子来驳斥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这当然很有说服力,我们也更乐于听见纪校长“甘弃乌纱”的言论,但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国外这些名校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与我们不同,他们太不拿行政级别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