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北京国际饭店的走道里，一群记者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黄大昉委员团团围住，一遍遍地咨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性。
事实上，在转基因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很久之后，3天前，有关部门终于公开表态：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和转抗虫基因水稻是安全的，安全证书是经过严格的评价过程后发放的，且不意味着现在就可以进行商业化生产。
然而，相关的安全证书早在2009年8月17日就已颁发。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告诉记者，目前应该思考的是，类似转基因这种新品种研发的信息该何时发布、以何种方式发布，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在西方国家，这类问题会由专业科普人士随时向社会通报。
信息不畅令转基因讨论“妖魔化”
尽管赵吉（化名）已经几年不敢就转基因安全问题接受媒体采访了，但在网络上，因为公众的片面理解，有关对他的谩骂依然颇多，不少网友甚至斥其“汉奸”。
赵吉的遭遇让一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员除了不敢轻易说话，还担心即使说了也不容易被人相信。
“转抗虫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常规水稻相比是安全的，没有增加新的不安全因素。”作为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的权威，彭于发主持了973基础研究项目“农业重要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和863课题“转基因水稻环境安全研究”。他表示，这一结论是历时十多年，经过几十项检测后得出的。
但这样的声音总容易被淹没。
相反，一些号称中立的国际组织有关转基因不安全的言论，却受到热捧，并被广为传播。
著名生物技术专家、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范云六院士将这一现状总结为“转基因讨论呈现妖魔化倾向。”业内人士认为，学术允许讨论，但目前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范畴。
科普不足让公众对发展转基因“不安”
“堂堂正正的生物技术，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做事情？”范云六感到疑惑的是，转基因相继被列为国家重大专项、新兴战略性产业，国家1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发展转基因”，但公众却如此“不安”。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毅认为，当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普做得不够。
彭于发也表示，转基因安全法规中提到安全评价管理包括风险评价、安全管理、风险交流。但在实际过程中，作为三大支柱之一的风险交流在我国做得很少，因为转基因属于高新技术，知识传播和科学普及需要相应的经验和专业科普力量，但目前这方面的力量严重不足。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目前的科研评价体制并没有强调科研人员做科普，在很多人看来，论文才叫文章，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也是发表论文。从1992年到现在，他没写过一篇中文论文，“100篇中文文章不如一篇英文论文管用。”当然，他也没想就转基因问题写科普文章。
但一个现实情况是，大众没有途径、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专业文章。彭于发介绍，美国为了鼓励科研人员做好知识传播，一般在科研项目中安排10%的经费用于科普知识传播。传播形式不仅包括专业论文，还有科普文章以及自印材料推广项目介绍等。
转基因信息公布渠道亟待拓展
对于这个关系到每个人饮食安全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始终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期待其更透明化。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孙其信介绍，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过程不亚于新药开发，不能提供有问题的证据，也不能简单判断有问题，但过程越透明越容易得到理解。他表示，相关部门不应该躲躲闪闪，应该告诉公众每一步是如何做出来的。
“转基因安全评价过程没有多少可保密的。”彭于发一直希望能增加公众知情渠道。
身为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彭于发告诉记者，从1997年农业部依法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以来，根据安全性评价和批准的阶段不同，有的是审批书，有的是审批文件。参照国际惯例，这些审批书和审批文件从1997年到现在一直都不对外发布，安委会多采用业内外专家开研讨会的方式，来介绍安全评价结果。
但他表示，这种形式减少了与公众的沟通环节，信息公开做得不够。
彭于发介绍了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做法：转基因研究者会随时通报研究进展情况，将决策过程和结果等尽可能多的信息对外公开，并就大家关心的科学问题和风险征求公众意见，甚至还设有公众评议期。
“现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往往随意用‘这是机密、这是秘密’来限制公民知情权。”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进行二审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永新就指出，要处理好保密跟信息公开的关系，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基本上能公开的信息都应该公开，保密法是服从于保障公民信息知情权的。
他特别提出，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科学技术发展，大部分是涉及民生问题的。如果动辄以“保密”为借口限制信息公开和公众的知情权，不利于和谐社会、法制社会、民主社会建设。他建议把信息公开法列入立法计划。
在此之前，我国在2008年出台了信息公开条例。
“卖瓜的说瓜甜，结果不甜了，企业就应该承担责任。”彭于发介绍，在美国，科学知识和技术变成产品，遵循的是谁研发谁受益、谁受益谁宣传、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的原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农业部发布问答这种行为，更应让专业科普人员，尤其是从事这方面研发的企业去宣传。而这也是培育市场的重要手段。
澳门赌场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朱祯建议，应学习借鉴国外设立科普基金的做法，建立专业化科普队伍。
